我的知青生涯-小说(越戈)
2021-02-16 09:02:42 来源：越戈评论：0 点击：

我的知青生涯(小说)

        我的知青生涯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可歌可泣，连值得显摆的少少事迹也没有。姑且记下日常接触的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算是对我人生档案某个阶段的录入吧。
       我的知青生涯是从1968年11月开始的。
       那年我随学校的分配来到了广东省东莞县东江边上的一条村庄。村庄位于东江大堤下一网开宽的平坦地带，故而村庄也因地形而得名，称为壆围大队，一个土味十足的名称。
       当80来名广州知青到了大队后，跟着又被分散安置到大队辖下的约10个生产小队中，生产小队即为人民公社体制中最基层的核算单位。
       结果我们两男三女共5人被分到了永新二队落户，我的知青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我才刚滿16岁，属知青中年龄最小的那一拨。我自幼就体弱多病，人长得显瘦小，体重不足80斤再架上一副近视眼镜，这就使来接知青的生产队长见到我这副模样就直摇头。他心里面想，这里的田间劳作，劳动强度这么大，真不知这女娃今后如何能走下去！
       全国统一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件亘古未有过的新鲜事，一开始当事的双方都对对方抱有新鲜感，农村人会觉得这些城市学生娃确实新奇，有很多行为和习惯都与自己不同。而知青这方又会觉得乡亲们都很友善、热心，庆幸自己来到了一个好环境。而乡村环境的新鲜感又很像一道迷彩，晃眩了我们这帮城里学生。到了此时，许多同学仍觉得这似乎并不是一件什么关乎一辈子的大事，只不过是像以往一样，由学校组织的一次下乡农忙劳动罢了，有的甚至还产生了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幻觉，学生味十足！知青啊，这就是你的开始，随着这道迷彩的消失，真正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辛、苦涩、苦恼、无奈……就如期而至了。
       生产队是利用当年公社大办食堂时盖的一间大平瓦房，将其改建间隔出5格便成了知青宿舍，就算是知青正式在这村里立了户。两名男知青自己搭伙开灶，我们三名女生，那两位是姐妹俩，也是自己开灶，只剩我落了单唯有自己一人开伙。每天从田里收工回来跟着就要挑水做饭，知青中勤快一点的还要去伺弄一下自留地，好歹还种上几棵青菜补充一下维生素，懒一点的就干脆撂荒或者包给别人。从早到晚待一切都消停下来，最后搞完个人卫生，差不多就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也就过去了。平常还好一点，遇上农忙那就只有狼狈，经常是吃在嘴里的一口饭还没咽下，那头的出工哨已经在吹了。
       当时，应该说一开始在上山下乡的大潮面前，每个人对自己今后的去向还是多少可以选择的。我有三姐弟，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我与姐姐同时就读于广州市一间名牌中学，姐姐是高年级，我是在1965年才由小升初考入，满打满算在中学只上了一年的课。当得知笃定要非走不可时，姐姐就与班里几名要好的同学都填报志愿去了湛江的国营农场，而自己则因从小身体就不大好，所以不想去离家太远的地方而报了东莞。其实此时我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回自己的原藉——故乡南海丹灶，一个广东有名的富庶之区。反正当时市革委会的态度是只要求让你注销广州户口，你爱上哪上哪，只要是农村又有人认头接就成。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出我的家庭背景，尽管这是我以前打死都不会吐出半句的。
       父亲在他10来岁的时候就孤身一人来到广州打拼，从学徒干起一直到建国前，有了一些积蓄就与人合股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来养家糊口。到了公私合营时就妥妥地落了个小业主成份，这是一个很尴尬的身份，红是攀不上，还带点偏黑，离资本家就差雇工剥削这一步之遥，在到处都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年月是不招人待见的。更要命的是，守在乡里爷爷的一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虽然爷爷早已故去，一家人也散了，可这顶五类分子中排头号的帽子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所以故乡再好也是万万去不得的。与其说这是我打死都不会向别人吐半句，要填写的任何履历表都不会写上半字，埋在心底藏得最深的家族秘密，还不如说是长久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心病。
       永新二队仅有30来户人家，未婚的农村青年男女也有10来20人。新来的知青很快就融入到这个群体中，年青人总是很容易通过嘻笑打闹走到一起。在工余闲暇时农村青年也常爱来知青户串门，这其中女知青最受稀罕，身边周围总不乏有围着转的村里男青年。而我却有点例外，都因我人长得弱小，又内向爱静，外表总给人一种病秧秧的感觉，又是个四眼妹，根本就不是那种操持家务挣工分的类型，所以渐渐我就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倒也好，这反而更能让我站到一旁，慢慢地去观察、欣赏别人。
       无独有偶，在村里年青人中，春林也是一位稍微带点例外的后生。他中等身材，人偏瘦，但浑身上下却透出一股精壮扎实。在队里出勤干农活尤是一把好手，且肯卖力气，是那种有十分力肯出九分的主，比起那些只要是干生产队的活，都总会悠那么三四分的人要强得多！可惜的是他家庭出身是地主。他的所谓家庭也就只有他与他叔，叔侄俩。他叔身上顶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40来岁的人了也无婚娶，那年月谁会嫁给一个地主分子呢？在村里待人交往他叔侄俩都是一个样，平日里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见人就憨笑，且从不与人起争执，但也从不与人走得太近，当然也没有人愿与他走近。不过只要是村里人有事找他帮忙，他俩一准会一叫就到，从不含糊。春林与我们知青交住也是这样。
       论起来春林与我还是同届，也就是说1965年他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在小升初的考试中他考上了公社中学。要知道当时的公社中学非常难考，录取率很低，其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我报考的那间名牌中学。但遗憾的是当录取通知书到了大队后他还是被刷了下来，原因是他是地主崽子，大队贫农协会有权做这个决定。想起当时那位旗手说，17年来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升学失意后他就只好回到生产队出勤劳动，算起来他的“知青”龄比我还高出三年多哩。
       都说城市人总喜欢拿乡下人来开涮，嘲笑乡下人愚味、无知、自私，其实反过来城市人同样也该知道，农村人也是会笑话编排那些不懂农桑、五谷不分又自视高上的城里人的。不信？永新二队就有一位。
       若论队里水平最高的文化人，那就非生产队会计鉴洪大叔莫属，那一手漂亮的左右开弓算盘拨拉得叭叭响，远近闻名，据说他早年曾在石龙的货栈当过账房伙记，是位见过世面的乡村高人。年底，生产队要统计工分，计算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这可是队里的重头大事，大叔的算盘珠子又要劈哩叭啦地甩了。那天队长派工，把我派去协助鉴洪叔算账，负责核对数字。实际上是队长为了照顾我而尽量避免派我干重体力活的善意，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位乡村高人。来到队部，我就马上忙着去打扫那一地存在了几天的手卷烟烟蒂，鉴洪大叔就一边整理台帐一边跟我扯着闲话。说着说着他就停了下来，咧嘴笑了笑问我说：“阿清，你下放来乡下，你阿妈有没有叫你在上树割禾的时候千万别爬那么高啊？”说完就侧着头歪笑等我的回答。当时我也两难，这不明摆着嘲笑我们城里人五谷不分吗？要是我一句话怼回去说，我妈才没你那么傻，那么气氛就全无，大家都讨个没趣。于是我就顺着说：“是啊，我妈是要我注意安全，不让爬得太高。”一听我说完，鉴洪叔当即就挤眉弄眼开怀大笑，一下子双方的距离就拉近了不少。两天后队里的年终分配完满结束，生产队里除了两三户困难户超支还倒欠之外，大多数都欢天喜地的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这天鉴洪叔也高兴，兴头一来，他就抑扬顿挫文皱皱地给我念了一首古诗：三子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这是一道古人的数学问题，题意是，有一个数如用三除则余二，如用五除则余三，如用七除也余二，问这个数是多少？他的意思是要难倒我，谁让我头上顶着个知识青年的名号呢。接题后我就回到宿舍，又是设x又是y的搞了两个晚上才算解了出来，求出答案后我还满有成就感的，看来我初一学的那点方程还没完全丢光。一天中午收工，刚好看见春林在我宿舍门前路过，我不知是哪根筋抽起，就上去用这道题去难难他。听我把题意说完后，他又招牌式地憨笑了一下说：“好，我得回去想想。”到了下午开工，他就喊住我，把答案说了出来，我当即就感到惊讶，他怎么那么快就搞惦？于是我就更好奇地问他的解法，当他把他的解法说出来后，我就已经是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
       打那之后不知怎的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走近他，在与他一起干活时，也会不自觉地主动与他搭讪说话，时不時还会有意让他教我或者帮我干农活，他也是有问必答，有忙必帮，有难必教。
       在我们官方所有的新闻报道，电影镜头，歌舞表演的画面中，社员群众踴跃交纳公粮，又称交爱国粮，那都是一派欢天喜地喜气洋洋的热闹场景，可现实中的我却没有那么浪漫。
       这是我下乡后头一回去交公粮，公粮是要集中交到公社粮站入国家粮库的。
       从我们那儿到公社有5公里路程，就是说你得肩挑着这担公粮走完这5公里。那天是晚上，月色下队里的劳动力倾巢而出每人一担。至于谁挑多挑少，那时是大寨评分制全凭自觉，通常是男壮劳力要挑一百五六十斤，妇女也要挑一百二三十斤，反正一台大磅摆在那，过了磅才上路，谁多谁少一目了然。我那时下乡不久，还根本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咬咬牙要了一百一十斤上路。当我走完头那一公里已经是肩痛腿软坚持不住了，本能地只好放下担子歇脚，歇一下又得起身挑，咬着牙一步三晃地住前走个百十来米，实在挺不住又得撂下，走走歇歇担子越来越沉，人家前面的己经回来了，我还没走到一半路。见我这般狼狈路过的都笑，但见我是知青人又瘦小，也都很谅解。此刻，我是真正陷入了困境，就在心里急得就差点要掉眼泪的时候，春林挑着担空箩来到我跟前，他二话不说就把我的两箩谷倒到他的空箩里，然后又转身挑起担子向粮站快步走去，很快就消失在月色之中，我揉着酸痛的肩膀心里泛过的是阵阵感激。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农村和农村的劳动生活也开始慢慢熟悉和慢慢适应。
       我们这里是产粮区，所以农民烧火所用的燃料主要是稻草，稻草广东人称为禾杆草，是广东人最熟悉不过的一宝。那年冬天冷湿气流袭来，一连下了七八天阴雨。那天我刚刚从广州探亲回来，从渡口上岸，一直是顶着寒风冷雨回到村里，又冷又饿。回到宿舍首先要做的就是赶紧生火烧水。由于我堆放稻草的柴房漏雨，稻草受了潮怎么都点不着，还弄得满屋是烟，呛得我眼泪直流，折腾了半天，火还是没能生起来。还别不信，生活中还真会有活人让尿给憋死的时候。正当我束手无策又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喊我，开门一看是春林，他披着簑衣，簑衣下夹着一大梱干稻草，进门后，他一边把稻草扔到炉膛旁一边说：“我刚从地里回来，见你这满屋冒烟，就知道你肯定是禾草湿了，点不着，所以我拿了把干禾草来。”说完又朝我憨憨地笑笑。紧接着他就趴在炉膛前，用一把干稻草引火，然后又夹一些受潮的湿稻草，用吹火筒和烧火棍又是吹又是撩的，慢慢炉膛里的火苗就蹿升了起来，尽管烟还是蛮大，但毕竟屋里有了火光也就有了温暖。在炉火的映照下，看着他那在炉膛前专注续火的神情，这那有什么憨，这分明是一张有棱有角并透出沉稳、自信、冷静的脸庞，看着看着我心头不觉湧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脸一热我就赶紧收起思绪转身去淘米做饭。等我做好饭他就起身披上蓑衣说：“我先回去了，这几天你就用那些干草夹点湿草凑合着烧，等天晴我再帮你把湿禾草翻出来晒。”我想，这世间中的雪中送炭也不过如此吧，一个活脱脱的暖男。
       经过下乡两年多的锻炼，我整个人也健康结实了不少，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枯燥的农村生活，一般的农活我都能对付过去。
       正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所以我的内心特别自尊自强，轻易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对春林是例外，不但乐意接受，而且还有点依赖。每次我回广州，也会带回一些农村难以买到的生活用品，比如肥皂、牙膏、毛巾之类的，留出一份给他。除此之外，我还会时不时地把我带到农村的书藉，诸如《唐诗三百首》《宋词小扎》《中华活页文选》《语文指要》，以及一些“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等书籍借给他看，他也爱看，经常是看完一本又换下一本，我这儿都快成了他的图书馆了。总之，在队里单纯、枯燥、有限的与人交往中，我与他一直都保持着来往和友谊，后来我常常想，要是岁月一直都那么静好，我与他发展下去还真不知道会怎样。但生活总有生活的法则，命运会有命运的安排，在生活中前行，你永远不会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
       这年的初冬，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搞兴修水利大会战。工地的周围都插满了红旗、标语牌、语录牌，这都是当年搞集群会战的标配。一天工地上，大家正在挑泥干活，突然冲来了10多个带着袖章的荷枪民兵，在人群里认人抓人，不一会儿就揪出10多个，然后五花大绑。我在惊恐中看到春林叔侄也在其中，令我不敢相信的是，他叔顶着份子的帽子也就罢了，怎么春林也……原来是这天工地上的彩旗和标语牌、领袖像牌倒了不少，污损不少，有位高人就当即指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又抓不到谁现行，就干脆来个一锅端，这样就将春林也扫入来了。
       接着就是现场斗争会，被斗的人都被捆扎着低头排成一排，被推着站到高一点的地势上，由民兵用枪指押着，这就是所谓站台示众。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后，跟着就是对这10多个分子拳脚交加，不这样不足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而这种场面又很经常会演变成台上台下互动。这时，台下人群中在呼过口号后，也有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冲上台去表达自己的无产阶级义愤，这种场景在那年代司空见惯，我也见怪不怪，但我不解的是，在上去施拳脚的人中，竟也有个别广州知青在显身手，那来这么大的仇恨！知青啊，你已是处于社会低层，竟也要欺负比你更低的人，想到此我不禁一阵心酸。
       第二天春林被集中看管劳动，我趁收工偷偷来到他跟前，看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我悄悄塞给他一瓶从家里带来的虎骨跌打酒，他什么也没说，接过酒后还是像往常一样，望着我憨憨地笑了笑，只是我觉得这笑容里面有些苦涩。
       随着那架飞机在温都尔汗堕毁后，国内的政治气候有所变化，但深圳边防这边却开始收紧。
       当了几年知青，此时知青这个身份也开始有人可以松绑脱离。这里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即有官方的正当手续调离农村，另一种是非法的，即非法探亲。我自己的盘算是顶父亲的职回城。这年春节我在广州呆的时间较长，回到生产队已差不多开始春耕了。我回到村里却不见了春林，去他叔侄俩住的那间刷有黑字对联的破旧屋，只见大门横插着把大锁。问隔壁乡亲，他们个个都神情怪异，摆手不语。第二天，春林的一位本房婶娘叫住我，把我带到春林的姨婆——那位瞎眼老婆婆屋里。一进门瞎眼婆婆就拉着我的手说：“是阿清吗？”我说：“是我。”她马上拉紧我压低声音说：“春林临走时要我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你。”然后她就摸摸索索地从怀里掏出那瓶跌打酒和一封折好的信。回到宿舍后我打开信，信上只有几行字：
       阿清，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村里人都是这么称呼你。自从认识了你们这班知青后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觉得壆围太小了，我要出去看看。
       那瓶跌打酒疗效很好，我用剩半瓶还给你，非常感谢！你应该回到你父母身边，一定会的！我祝愿你。

春林

       看完信后我已经知道他去了哪里。信写得很简短，什么都没有明说，就是怕万一落到别人手里，会给我惹祸。个把月后，我听村里人说他叔侄俩已经到了香港。后来鉴洪大叔告诉我，春林的那个老叔，年青时就在香港与大陆边界间干过走私，帮人带咸水，所以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
       自打他走了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总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一年后我顶爸爸的职回到广州。至此，我又开始了我另外一种人生。
       后记：1998年11月我回壆围参加知青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时，听村里人说，春林叔侄俩到香港后，先是在制衣厂里打工，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港商的身份，在茶山投资办了间制衣厂，规模一度达到近千人。一直到1997年金融风暴后，他们才关了厂，撤资回了香港。2011年，春林曾以个人名义捐过500万元给壆围小学建新校园。这是我在参加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中，在壆围小学建校功德碑上看到的。

六(一)班越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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