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莫文藻)
2023-08-06 22:39:44 来源：莫文藻评论：0 点击：

我的中学时代（广东实验学校
1963.9～1968.10）

       1963年7月小学毕业后，我如愿考上了广东实验学校，简称“省实”。
       省实是省教育厅直属学校，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校史绵长，学校前身曾称为中山大学附中、岭南大学附中、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中南科技学院附中等，1960年省教育厅试行“十年一贯制”（即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读起，连读10年，读完十年级即可获得高中毕业学历），后来正式把位于中山四路的这个校区单独命名为广东实验学校。1968年我们下乡后，省实停止“十年一贯制”实验，恢复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旧学制，更名为广州市第六十中学，1978年恢复广东实验学校称号，1987年再更名为广东实验中学至今，依然简称省实。
       省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广东省、广州市的一流名校，我的大姐、二姐从外校小学毕业后都考上了这所名校。实行新学制后，小学部的学生到了五年级，要进行一次大筛选，只留下少数学习尖子直升六年级，其余分流到旧学制的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同时把周边的旧学制小学六年级毕业生中的部分尖子招收进来，用5年的时间完成初中高中的学业。我就属于从旧制小学考上来的尖子生。1963年文德东路小学应届毕业生200人左右，只有十几个考上省实，我所在的六（三）班，只有我和另两名女生（周秀芳、徐棣莹）考上了。
       入学后，我又被编到六年级三班。这样，我就连续读了两年的六（三）班，前一年是小学，后一年是中学。
       省实六（三）班全班50人，32男18女。50人中，只有2人是从省实小学五年级直升上来，其余都是从其他小学招考进来。开学后，班主任区仙兰宣布班委会名单，可能因为我在文德东路小学是大队学习委员的缘故，我被委任为班委会成员中的学习委员。班委中有杨小辉，一个从省实小学部直升上来，与我一样戴近视眼镜，但比当时的我还瘦小的男生。
       我在省实呆了5年多，前两年半（准确地说，是2年9个月）读书，后两年半（2年5个月）胡闹，反差极大，故本文分为前后两个章节来写。

01.-02.

前章：岁月静好的校园生活（1963.9～1966.5）

       解放后，我国的教育路线一向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省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3年的校园生活，我也在品德、知识、体格三方面健康成长，不过政治意识方面，受时势所决定，只是接受单方面的灌输，十分的幼稚。
       1. 学业均衡保持上游
       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是拔尖的，但在强中自有强中手的省实，我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开学没多久，各科任课老师选科代表，我全部没份。不过，各科成绩中，除英语外，其余学科我还是能保持在全班上游行列的。记得我特别喜爱数理化，但我的作文也很少低于85分（85分应为优良标准）。
       2. 体育锻炼习惯形成
入学时，学校为新生做过一次简单的体检，我记得我那时的身高只有142公分，属于全班男生身高倒数五、六名之内，还很瘦。我班有好几个体育尖子，如全市中学百米短跑冠军，后来进入“八一”田径队的朱汉樑；全校第一“高度”，后来进入八一篮球队的苏穗；全市中小学中国象棋冠军苏海蒂，等等。学校有意识地把我班培养为体育强班，专门派了体育老师李豪章兼任我班的副班主任。1965年，全校举行过一次田径运动会，我班的团体总分在全校各班中独占鳌头，表现了体育强班的本色。田径是我的弱项，但在体育老师的指导和热爱体育班风的熏陶下，我的体育锻炼习惯逐步形成。跑步、练单双杠、打篮球，都是我经常用以锻炼身体的项目。上中学后，我的近视度数与日俱增，打篮球也得戴着眼镜，不然篮筐也看不清楚，导致眼镜腿不知被打断了多少次。在学校晚自修，我做完作业就自动到操场做运动。省实有游泳池，游泳更是我的最爱。在李豪章老师的有效培训下，我的泳术提高很快，中长距离蛙泳是我的强项。那些年，模仿伟大领袖横渡大江大河成为热潮，广州市组织过两三次横渡珠江活动，我起码参加过两次。八年级下学期，即“停课闹革命”前夕，我还一度入选学校游泳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对我这几年的身体发育大有帮助，到1968年离校前，我已长高到170公分。更重要的是，体育锻炼已经成为我往后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越老越感到需要，至今我还保持每天进行不少于两个小时的各种运动锻炼。
       3. 管乐训练利弊共生
       入学几个月，音乐老师杨石青为学校管乐队选新人，我的乐感节奏感都较好，自然被选上了。杨老师安排我吹中号（后来是圆号）。中、圆号手在管乐队中都基本上是吹节拍音符的，没有什么机会吹旋律，有点枯燥。不过我们那时都习惯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有想法也不会发牢骚的。广州市有好几间中学有管乐队，联合起来就叫做广州市中学生管乐团，在某些重要场合担任仪仗队。每年国庆节前，中学生管乐团就会集中训练。国庆节当天，全体团员穿着白色制服，到越秀山体育场参加隆重的国庆检阅典礼及随后的市内巡游。记得我第一次穿上仪仗队制服在街上走时，感觉威风极了。参加管乐训练，有益于我的艺术素养提高。不过，由于忽视训练的科学性，发育中的我，嗓子受损了，落下慢性咽炎病根，从此我唱歌的音域变窄，再也唱不出高音了。有人曾评议我的歌声：音质较好，但音量不够；有韵味，但中气不足（下图前排左六为杨老师）。

03.

       4. 农忙劳动初尝艰苦
       “劳动光荣”是建国后舆论一直弘扬的风气，记得小时候，大人逗我，“有钱娶个娇娇女，无钱娶个豆皮婆”，我大声地驳斥：“我要娶个劳动模范”。那时的中学生，每个学期都会到农村或农场参加农忙劳动。我就读省实后第一次农忙是到燕塘农场劳动，当天来回。那时不到14岁，第一次拿锄头干农活，没多长时间，我的两个手掌就磨起了几个大水泡。同学们都一样。后来的两三次农忙，是去增城新塘公社割禾，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有时是集中住宿，有时是分散到农民家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农忙劳动，对我们的成长帮助很大。一是接触到一个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农村社会风貌和生活环境，亲身感受到明显的城乡差别。二是亲自动手干农活，大大增长了自然科学常识，不再是五谷不分了。三是初步经受了艰苦劳动的锻炼，日晒雨淋，肩担手抬，农民们做的，我们都学着做，腰酸腿疼，我们都能咬着牙坚持下来。记得每次农忙，我都晒成一个“黑炭头”回来。至于割禾被镰刀割破手指，或者下田被蚂蟥咬到流血不止，这几乎是每个同学都经历过的，我也没有幸免。最不幸的是邻班一位男生，农忙期间感染了乙型脑炎，回来后发病去世，令我们无比震惊及后怕。不过，这也是意外，学校并没有因此取消农忙这种积极、有意义的例行活动。我们也因为参加这种活动，为以后经受更艰苦的生活磨练打下了基础。
       5. 课外活动多姿多彩
       当年的校园生活，不像现在一切围绕升学率转。省实不是死读书的学校，比如课程中居然还安排有木工课，这在当时的中学里面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就是在这门课程里学会了使用锯、刨、凿等木工工具的基础本领。几年后上山下乡，我就完全自己动手做出一张非常结实的小靠背椅。回城后也曾在家做过一个餐柜兼音箱。中学期间的课外兴趣班更是多姿多彩。除了参加学校管乐队外，我在东山区少年宫参加过的课外兴趣班好几个，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天文气象、航海模型、无线电、航海旗语等，不过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学下去。围棋还是我课余活动的最爱，刚入读省实，我就参加了1963年全市中学生围棋锦标赛，我打入了最后的12人决赛圈，最后获第8名。这届锦标赛的冠亚军陈志刚、容坚行都是与我同年考入中学的初一学生，他俩后来都成为职业围棋运动员，并分别担任过省、市棋院的领导，现在还活跃在本地围棋界。由于省实会下围棋的人少，学校对围棋也不大重视，因此我上中学后也仅把围棋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没有继续找机会参加培训，棋力自然就再没有大的长进了。
       6. 政治观念日渐激进
       上世纪60年代初，刚从“三年经济困难”中稍稍喘过气的中国大地，又在孕育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学校的政治教育，随着舆论的走向，逐渐向极左倾斜。进入少年时期的我，“阶级斗争”这个词越来越听得多了。我先是知道父亲是因为当过右派分子被贬到粤北，后来又听大姐说，父亲加入过国民党，我心一沉，那么父亲岂不是阶级敌人？开始意识到家庭出身不好，才十几岁的我开始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不过，“文革”前那几年，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没有被彻底打入另册。那时有句口号：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报刊上不时宣传一些出身不好但思想改造成功的知识青年典型，我也知道不少国家领导人如周总理，都是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我只有更努力地表现自己与成分不好的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就是我在那个阶段要求政治进步的具体行动。上了七年级，班里先有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同学入团，不久就发展了几个团员，建立了团支部，团员中就有一些家庭成分不那么好的同学。1965年我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经过近一年的考验，1966年4月，我终于通过了审查，成为共青团员，划上了人生的第二条“红线”。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的世界观从十几岁开始到二十几岁，就基本形成。学雷锋运动开始那年，我13岁，那种无限忠于党和领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政治观念就在我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待阶级敌人要像冬天那样冷酷无情……这些或许幼稚、或许愚昧、或许偏激、但现在还耳熟能详的口号，那个年代的绝大部分青少年包括我，当时都是深信不疑的。接下来那场更加极左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可以使那么多青少年着了魔似的投身其中，应该可以从那个年代的政治宣传灌输中找到答案。

后章：狂热胡闹的“文革”岁月（1966.6～1968.10）

       1966年6月，我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八年级的学期考试。按照省实的惯例，八年级升九年级，相当于旧制初中升高中的节点，会将一些学习成绩跟不上的学生筛选出来，转到旧制中学读3年高中，少数成绩差的同学甚至连高中也上不了，只能到农场或农村就业。那时已经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及先例了，因此我也做好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有一天下午上完体育（游泳）课，我回到课室，发现同学们的情绪有点躁动，一看黑板上有一行大字，大意是：接××通知，自明天起，全校停课闹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终于刮进校园了。
       1.大字报风暴吹袭下的改名冲动
       短短几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最初的大字报主要是揭发教职员工的错误或“反动”言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甚至自己成分也不好、或者犯过错误（如戴过右派帽子）的教工，更是首当其冲，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记得当时曾刮起一阵改名风，不少同学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革命”，于是写大字报署名时就为自己改了一个新名，比如卫东、卫红、忠东、向东……我也一时冲动，改名莫××，凑了一次热闹，张贴过一张表决心之类的大字报。不过这股改名风很快过去，只有少数人真的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给自己改的这个名字除了我估计也没有人记得了。
       2.受“血统论”刺激，被戴上政治紧箍咒
不多久，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当时惯称“主义兵”）在全国各地（主要是中学）诞生，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省实也不例外。随着北京那副臭名昭著的对联传遍全国，一股“血统论”歪风刮起。我在街头看到一队主义兵戴着红袖章扛着木头枪操着正步一边走一边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街上还有不少人为他们拍手叫好。此情此景，对当时的我刺激很大。与红五类相对应的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自然抬不起头来了。后来，血统的歧视更扩大到“黑九类”，资本家、伪职员、走资派，甚至知识分子也被算进去了。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像被戴上了一副政治紧箍咒，言行稍有差池，马上会被上纲上线、残酷批斗。我爷是地主，爹是伪职员，还戴过右派帽子,我该怎么办？后来知道，北京有一个名叫遇罗克的学生，写了一篇《出身论》的宏文，把血统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可是他就是因为发表这一类反潮流的言论，触犯了“天条”，被判处了死刑。不过我没有这种先知先觉（也好在没有），我反而坚定了要跟党走，坚决与家庭划清界限，当个彻底革命者的信念。因此，我只有加倍积极地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
       3.旁观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
       运动初期的口号是“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义兵四出“打、砸、抢”。凡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如庙宇、教堂等，一律被砸被破坏。中山四路省实大门对面有一间教堂，被红卫兵砸了，事后我曾跑过去看热闹，捡了一条钢琴弹簧玩耍。万福路我家临街窗户上方有一排玻璃窗花，中间有一朵花状图案貌似国民党党徽，被勒令马上拆除。凡是被列为“牛鬼蛇神”的人，被批斗、被殴打，被抄家。教过我班语文课的朱复明老师被批斗抄家后，不堪受辱夫妻及岳母3人在家上吊自尽。邻班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资本家，被批斗、游街、殴打致死。学校里设了“牛棚”，专门关押被列为“牛鬼蛇神”的教工。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资格参加“打砸抢”行动，连看管“牛棚”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远远地旁观。在烈日暴晒下，十几个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教工，其中就有任教过我班的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围着学校操场巡游示众，一边敲锣一边不断重复地喊叫：“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这个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小瑶是“红五类”出身，她告诉我，曾参加过一次抄家，亲眼看见一个学生把一个爬满了黄丝蚂蚁的饼干罐扣在被抄家主人的头上，小瑶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非常反感，从此不再参与抄家行动。
       4.手抄小红书
       1966年8月18日起几个月内，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掀起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高潮。省实的红卫兵都分期分批地赴北京觐见伟大领袖，我这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这个机会。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参加“革命”的决心，我干脆住到学校，参加接待来广州串联的外地学生，做保安值班之类的义务工作。那时兴起了学习毛语录的热潮，那本“小红书”成为紧缺物品，一时未能做到人手一册，我就借同学的来抄。小学毕业时，我的字还写得很差，班主任老师曾告诫我：你的成绩这么好，但写字这么差，将来会害死你的。这句话我记住了，利用抄语录的机会，我顺便下功夫练钢笔字。结果整本语录抄完了，我的字也大有长进了。
       5.加入红旗战斗队
       随着中央明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一时间，全国除了军队外，所有机关、企业、学校、农村，出现了无数的诸如“××战斗队”“××兵团”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成立后，在如何“整”走资派的问题上，逐渐出现了分歧，形成了所谓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主义兵内部也开始产生分裂。1966年10月间，我班的革干子弟卢任民、李小建脱离主义兵，牵头在八（三）班组建“八一八红旗战斗队”，他们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持“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态度，吸引了班里大部分同学的加入，我也加入了。不久，九年级林少辛、黄志强等同学组织起来的团队与我们联合，改名为省实红旗战斗队。省实红旗战斗队成立宣言以大字报形式张贴，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引起全校轰动，大批同学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并要求加入，一批已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成建制加盟。这样，省实红旗很快就成为校内人数最多的团体。当然，省实同学中与红旗战斗队观点不同的仍也大有人在，这批同学组合成立的团体与红旗战斗队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据说他们曾经联合成立过名叫“××钢一排”的团体，所以被我们这派称作“排仔”，他们则称我们为“旗仔”。奇怪的是，两派都绝对忠于毛主席，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为何会因某些观点不同最后发展到势不两立，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6.外出串联，步行上井冈山
       这时，各地大中学生到处串联，互相学习交流“革命斗争”经验的热潮方兴未艾。我也不甘人后，加入卢任民（阿long）、刘大允、朱汉梁（阿朱）、关天颐（马骝仔）几位同学组成的串联小分队。11月12日，我们到学校领取了一张介绍信（这张介绍信现在还保存着）。

04.

       本想直接去北京，但车票一票难求，我们就决定绕道汕头、福建漳州，再去福州、上海，最后到北京。但当我们到了福建漳州，就接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于是我们乖乖地退掉已经拿到的去福州的火车票，原道返回广州。可是，回到学校，看到同学们还是一拨拨地往外走，我们心生不忿，阿long提议，步行长征，上井冈山，我们4人马上响应。于是，我们这支5人长征小分队，就凭着一张油印的路线图出发了。
       记得出发的那天大约是1966年12月20号前后，我们每人背着用棉被捆扎成的行军背包，手持一根小棍子，从大北立交桥旁的斜坡登上京广铁道，沿着铁道开始步行北上。那时，步行串联也是一种风气，沿途的村镇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安排住宿，吃饭也是象征性地收几分钱，一路上我们就遇到过许多步行北上或南下的学生队伍。京广铁路从广州到韶关200多公里，我们走了六天半。在韶关休整期间，我们5人之间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打道回府，有人模棱两可，只有阿long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哪怕一个人也要上井冈山。先是大允表示愿意陪阿long去，接着我也加入。就这样，休整两天后，我们三人就出发了。没想到两天后，阿朱和马骝仔体能恢复，改变主意，沿着我们原定的路线，也尾随我们直奔井冈山而去。
       离开韶关，我们就不再沿铁路走，开始翻山越岭了。先从粤北坪石进入湖南，再入江西。我就记得，在湖南境内吃的饭都是每人一瓦盅的蒸饭，米饭很软；而一进入江西，吃的都是大锅蒸饭（大米加水煮开后，把米水滤出来，再把半熟的米装进大木盘，放到大锅里蒸熟），米饭很硬。那段日子，天寒地冻，我们不停地翻过一个一个山头，山头的树木挂满了冰凌，我们挥动手中的木棍击打树叶，冰凌哗啦啦地掉下来，好玩极了。我们把干净的冰凌当冰淇淋吃，还可以解渴解困。就这样，我们连续走了7天半，从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南哨口朱砂冲进入了井冈山的中心茅坪镇。进入茅坪镇那天应该是1967年1月2号或3号，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湖南桂东县城听到元旦社论广播，桂东距离茅坪也就是大约两天、最多三天的路程。
       井冈山地势险要，中心区域茅坪是一大块平坦的农田，四周都是崇山峻岭，只有五条险峻的山路（山路最险要的部位叫哨口）能够出入，五大哨口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我们进山前几天，井冈山大雪封山近一周，军队派直升飞机运送干粮到茅坪镇，听说飞机降落时，被困了几天的学生围着直升机欢呼雀跃，一个学生不幸被飞机尾部还在转动的螺旋桨击中脑袋身亡。我们在井冈山呆了两天，参观了领袖当年住过的八角楼，还专程去游览了当年“炮声隆”的北哨口黄洋界。阿朱和马骝仔晚我们两天进的井冈山，可惜我们5人没能重演一次“井冈山会师”的历史。
       离开井冈山，我们本来还想步行回广州，走了一天，终于走不动了，于是先坐汽车，后坐火车（当时坐车也免费），不用两天，平安到家。出发时，我上身里面穿一件毛衣，外面穿一件有毛领的棉衣，脚上穿一双鞋头带胶皮的篮球鞋。回家时，毛衣后背那个部位都因为长时间有汗水渗透加上有个背包隔着棉衣不停地摩擦，原来的针织纹路全没了，变成了一块硬平板。篮球鞋头穿了好几个洞，鞋底也快磨平了。
       步行14天，行程约600多公里，这对于我们这几个才16、17岁的城市少年来说，无疑是一次壮举。怀着对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无限崇敬，我们总算也长征了一回。此行锻炼了筋骨，考验了意志，增长了见识，是我们此生永远难忘的经历。

05.

       7.参与抢黑材料行动，加入调查校长的专案组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震惊世界的“夺权”阶段。号召造反派夺各级走资派的权，导演了一出造反有理、天下大乱的闹剧，各省、市党政机关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原来的当权派几乎没有哪个不被打作走资派了。省实也不例外，所有校长主任都“靠边站”，省实红旗夺了权，接管了学校。这时我更是把全部心思放在“闹革命”之上，吃住都在学校，一头半月才回家露露面，我的二姐说我把家当旅店，其实连旅店都不如。我当时立志当革命者，四海为家，心里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小家了。
       随着争夺权力的升级，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也越演越烈了。广州地区对立的两大派分别是“旗派”和“东风派”，省实“旗仔”属广州旗派，“排仔”则属广州东风派。我在省实红旗里只是普通成员，只知道按照“头头”们的指挥参加行动。比如有一次，旗派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绑架”了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把他藏在省实。我和几位男生负责看管他，其实就是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几天后又把他送走了。又有一次，“头头”带领十几二十人去东莞县城“抢黑材料”。我们先步行一天到县委附近找了个地方落脚，呆到半夜才出动，大家端着棍棒冲进县委大院，砸开档案室及其文件柜，也没有抢到了什么“黑材料”，刚想撤退，但在大门口就被县委的不知什么派别的人包围起来了。他们也不敢对我们这帮男女中学生动粗，只是不让我们离开。我们就手牵手，高唱《国际歌》，就好像电影小说中那些在刑场即将英勇就义的英雄一样，想起来也好笑。最后也不知什么人出面，让我们安全离开，又再步行七、八个小时回到广州。
       整走资派是“文革”运动的重点，省实校长刘莲自然就是两派学生重点“关照”对象。刘校长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解放后长期在教育界工作，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名自然洗脱不了，但历史上有没有叛变投敌之类的政治污点，才是我们能否把她“打倒”的关键。为此，省实旗派成立了大约有十几人组成的“专案组”，我也被选入其中。刘校长是广东郁南县人，14岁就在家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5岁加入共产党。专案组的任务是尽可能寻访刘校长几十年来的工作单位及关系人，了解她的经历及表现，看看能否找到点滴“破绽”。我曾独自乘船赴郁南县，查证刘校长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有关经历。又曾与教过我们的物理老师禤锦科一起前往广西梧州、玉林、南宁等地找关系人调查刘校长的相关历史。记得我和禤老师到梧州时，正是梧州两派武斗的高峰期，一天到晚枪炮声不断，我们在街上都得贴着墙根走，防止被不长眼睛的流弹所伤。有一天路经广西沙田，禤老师知道这是“沙田柚”的产地，带着我遍寻镇内水果店，最后只买到一个比拳头稍大，但已开始干瘪的柚子，不过也真的清甜好吃，名不虚传。
       几个月内，国内凡是刘校长工作过的地方，我们都派专案组成员去调查过了，出差回来的人都写有调查报告。我负责根据调查材料，整理出刘校长的年谱、经历、关系人及调查结论等。当时我的记性特别好，专案组的同学记不起来的时间、事件、人物，一问我就能回答出来，因此，有女生给我起了个花名：“字典”。
       由于找不到需要的证据，我们也实事求是，没有过分地难为刘校长。我们离校后不久，刘校长恢复了工作，后来重新担任了省实的校长直到退休。历史证明刘校长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和教育工作者，得到了校友们的尊敬和爱戴。我们曾经跟她说起“文革”的事情，表示道歉，但她一概说不记得了。如今刘校长已经仙逝，但她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位慈祥、宽容、豁达的长辈！
       8.数次差点身陷“武斗”险境
       “武斗”与“文斗”是相对且并存的两种斗争方式，是伴随着“文革”诞生的新名词。武斗最初发生在批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场合，1967年中开始，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激化，双方逐渐把对方视同敌人，武斗就不可避免地在两派之间发生了。尤其在冲击军队和公安系统，抢夺武器之类的事件发生后，武斗的规模和惨烈度更大大升级了。据说四川重庆等地的兵工厂多，两派的武斗连大炮坦克都用上了，一场武斗下来，死的人都有几百上千的。相比之下，广州两派的武斗算是小打小闹了。省实的学生斯文人多，书生气重，两派就始终没有发生过打斗。不过，作为广州旗派的成员，发生在广州的一些武斗事件，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我遇过的险情记得就有这么几次。
       1967年7月23日，广州的主义兵（东风派）集中在中山纪念堂开大会，旗派调动大批人马包围，并组织了“敢死队”，企图冲击这个集会。那天我和一些同学也去助威了，看到几十个光着上身，手持长矛大刀，有的还口咬着一把匕首的“敢死队”成员列队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来了。当时我佩服他们，自问自己当时还真的没有这个胆量。不一会，纪念堂正门那边杀声震天，“敢死队”真的冲进去了，随即就有很多血流满脸，“英勇”负伤的人被扶出来。后来听说旗派只是攻进了外围大门，没能攻进会堂内。后来军队及时前来制止了这场大规模的武斗。这就是广州著名的“7.23”事件，是广州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有一段日子，我和一批同学被派驻广州东郊黄埔的广州冷冻厂，该厂的冷库是广州市冷冻食品的主要储存仓库，我们的任务是支援该厂维持正常生产业务，一边参加搬运冷冻食品，协助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义务劳动，一边协助该厂的旗派保卫工厂。
       一天，几个旗派学生去工厂附近的鱼珠市场张贴传单，遭到东风派人员近距离开枪袭击，两人中枪，其中省实十年级的陈其钧同学身中数枪受重伤，幸亏抢救及时挽回生命，而另一位15中的女生则颈椎中枪，经抢救生存下来，但落下残疾，终生坐轮椅(至今仍健在)。
       当时驻厂的旗派马上全副武装驾驶汽车前去救人，我和一些人则手持各种武器守在工厂四周，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冷冻厂的旗派武器装备很强，连重机枪都有。好在“敌人”最终没有斗胆进犯，这场不知道会如何惨烈的武斗才没有发生。
       又有一次，中山大学两派武斗，烧了楼房，死了人，旗派把东风派的人赶出了中大。事后，我和朱汉樑同学不知为何前往探视。回来坐14路公交车经过省柴（广东柴油机厂），那是东风派的据点，我们的巴士被逼停，几个东风派工人手持钢鞭棍棒上车，凶神恶煞地逐个问乘客“是不是去了中大”，我就看见前面有学生模样的人被拖下车拳打脚踢，然后押进省柴厂区。轮到问我时，我急中生智，回答说去石榴岗了，于是被放过。好险，要不是我家有位世交叔伯是现时赤岗一带的农村居民，小时候母亲带过我们去他们家看过龙舟竞渡、摘过石榴杨桃，还记得有石榴岗这个地名，否则我一旦支支吾吾，就有可能难逃一劫。
       更险的一次，据说旗派晚上要攻打位于文明路的“市一宫”，这里是广州东风派的大本营。那天晚上，我们十几个男生摸黑来到中山四路原东乐戏院一带，可能是打算继续往十三中学方向行进。十三中北侧的“致美斋”是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三岔路口的制高点，里面有东风派的武装人员驻守。省实红旗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记得只有几把手枪，分给我的武器只有一个自制手榴弹和一把匕首。当我们沿着中山四路往文德路方向前行时，从“致美斋”楼上突然射过来一梭子弹，我们都躲在人行道骑楼的柱子后面不敢动了，有同学还被子弹打飞的砂石割伤流血了。就这样，对方不时打几枪，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僵持了一两个小时。文明路那边好像曾经响过一阵枪声，后来也安静下来。最后也不知道是谁的决定，我们乖乖地撤回学校。试想一下，如果那晚我们就凭那些所谓的武器去参加武斗，就有如鸡蛋碰石头，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是把生死当作儿戏，幼稚之极！
       9.“上山下乡”前的北京“深度游”
       到了1968年中期，中央的调子是要将天下大乱的局势导向天下大治，各省市实行军管，在军管会的主持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将两派的主要头头邀进革委会，共同把持稳定社会、恢复生活秩序的大事。但从中央到地方，党内高层里面左右两派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对立的群众组织往往被高层派系所操控。广州在军队介入后，武斗虽然基本停息，但两派仍然针锋相对，主持军管会的人也有派别倾向，旗派处于受打压的状态。还住在学校的我们对运动的走向感到迷惑，开始变得无所适从了。“上山下乡”的风声已经传开，很多同学使出各种办法外出，一来想打听外地特别是首都的形势，二来想在下乡前好好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时早已停止免费的大串联了，但交通管理还很松懈，同学中有的爬货车，有的买张短途票坐长途，中途就算被赶下车，就“再接再厉”，直到到达目的地为止，有不少同学是靠卖血筹钱作路费的。我和一些同学的办法是将学生证上的籍贯栏改填为北京，以探亲的理由买半票去北京。当时广州至北京的火车票是38元，半价19元。记得我回家向妈要钱时，母亲最初不同意，我大声说了一句：不给我就砸“柜桶”，妈惊讶地说，“想唔到阿藻都会咁恶”。那时的我很叛逆，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内疚，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对母亲发脾气。
       后来母亲总算给了我钱，还是大学生身份的大姐知道后，也给了我一些她平日节省下来的零用钱。这样，1968年6月19日（我找到1968年7月4日和12日写给留守学校同学的两封信，所以有出发及到达北京的准确日期），我怀揣买半价车票后所剩无多的钱上京了，同行有同班的麦豆（麦黄江）、大允和十年级的杨咩（杨叔煊）等几个男生。当时坐火车允许在规定期限内中途下车停留，我们计划每到一个省会大城市就下车逗留一两天，然后在北京住几个星期，总共玩一个月，回程“爬车”（逃票坐车）。
       火车到长沙，我们去了韶山“朝拜”，又去橘子洲头游览，在湘江游泳，体验一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在长沙火车站，我们遇到小瑶和几个女生，她们刚去过韶山，正准备爬车回广州。我们力邀她们一起上京，最后只有同班的肖劲源跟我们上了车。途经武汉，我们参观了武汉的农民讲习所，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在石家庄，我们去拜谒了白求恩墓，在路边摊喝了小米粥，非常好喝，小米粥成为石家庄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6月27日到北京那天是凌晨，在永定门车站下车，我们就裹着雨衣像“盲流”一般睡在马路边。天亮后，我们直接去北京航空大学，这是在北航读大学的省实校友陈祖安为我们安排好的落脚点。
接下来的20多天的经过，可以通过那两封我从北京写给留校同学的信，回想起一些片段（引号内红字是信中原话）。
       7月4日的信大部分内容都是报告一些我们在途中及在北京关于“文革”局势的所见所闻。比如广西武斗升级，造反派被镇压，有中学造反派头头被暗杀，“担心广东有走广西道路的危机”。又如武汉在我们到之前发生大规模抢枪事件，接着发生死伤几百人的武斗，“黑手混入新、钢两派，两派打得很激烈”“连钢工总第一号头头朱洪霞也差点丧命”“看来武汉问题不是一下子解决得了的，太复杂，他们都是派中有派，阵线很乱，大学里都分成两派，什么好派跟闯派（水院），虎派跟龙派（武大）等”。北京街上大字报都是大学武斗和两派内战的情况，“街上主要的大标语就是炮打聂荣臻，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其他七个人出了大字报，炮打聂荣臻，可以看出这一仗也是来头不小的”“中央内部的消息是封锁很严密的，听说现正在钓鱼台开会，有人估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斗争很激烈，大致是围绕对中央文革、江青的评价问题，的确是关系到全国的革命造反派的命运问题。”现在从这封信的内容及倾向看来，广州旗派的高层当时是紧跟中央文革的，就是说，是站在极左错误路线一边的。当然，我们都是被蒙蔽和愚弄的。这封信最后写了一些我们游玩和生活的情况：“现在我们虽然住了八天，但玩的地方不多，去过长城、八宝山、天坛等地方，照了很多照片，有生以来从未照过这么多的，不过也应该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颐和园、十三陵我们想等101（注：101是省实红旗某位头头的代号）的那班人来了再去。鸡包、鸡面（注：十年级同学花名）和十（一）班的女生昨天爬车回去了，爬特快，希望你们注意一下，担心路上特别韶关一带不安全。学校还有哪些人想来，如有人来，特别要叫他们带多几块肥皂，我们现在正是肥皂告急呀，快用光了。”
       7月12日的信除了继续报告炮打聂老总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值得抄录在此的内容：“张丽彤、蔡高文、魏瓜、梁小莎等已于前几天到京，驻京游览团增至29人，分别分布在北航、农机、钢院、石油学院、戏曲研究院等几个地方，以农机为团部，我们住在北航的就是4个人，阿long、周子他们跟101一起住在农机。我们在京已住了半个月，大部分时间是游览，玩的地方不算多，但也差不多玩完了”“打算今后多串连，少游玩，不辜负头头的期望”。有关北京中学生毕业分配的情况：“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走了，67届的也开始走了，68届的也有些进行分配了，去的地方大致有几个：北大荒建设兵团，内蒙古，三线工厂。去北大荒的是解放军的农场，待遇很好，90%机械化，去的条件是是基干民兵条件，每间学校去几十人，多是干部子弟”“去内蒙古是插社落户当牧民，去三线工厂的人数也不多，也有少量留本市小工厂，大部分去内蒙”。最值得摘录的是下面一段，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州旗派的处境以及我们的心态：“武司令（注：中大的武传斌，广州旗派的头头，当时担任省革委常委）已来北京，就住在北航。今天下午他召集了广州旗派在京人员在北航开了个会，会上只是他一人独唱”“他说省革委会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完了，会上是‘东风劲吹’（东风派），易奴才（注：旗派给广州三司头头易作才起的花名）也赤膊上阵了，会上点了他武传斌的名，说他不请假上北京……”“武司令还讲了对今后的估计，广州不可能一派打赢一派，但以后谁掌权还不一定，但相信不管多长时间，十年八年后，广州的天下必定是红旗的天下。参加今天的会有一百多人，武司令说这只是在京旗派的四分之一。大家都是无精打采的，连唱支歌也唱不起来”。（查百度，得知武传斌在1968年中央‘7.24布告’后，曾三次被关押整肃，1981年广东省委给出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12月解除其省革委常委职务。“文革”后，武传斌从事技术专业工作，2002年移居加拿大，2014年去世）。
       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在京的省实旗仔齐聚天安门广场合照留念，这张照片很珍贵，我数了一下，一共38人，22男16女，其中我们八（三）班占了10个，男生有阿long、肥班（李兆明）、大允、麦豆和我，女生有肖劲源、张丽彤、廖文丽、蔡高文、魏绍美。

06.

我们当时都是穷学生，“吃住行”怎么解决？“住”，这是免费的，都分散住各大学的学生宿舍，我记得那二十几天里，我一直跟麦豆同睡一张床，夏天不用盖被子，每天回来洗完澡，和衣倒头便睡。关于“行”，我们知道北京很大，去哪里都得坐车，所以一到北京，每人就买了一张市内公交车月卡，这样就省了不少车费；去一些市内公交车到不了的地方，比如长城，我们就在路上截货车，这事都由女生负责，男生先躲起来，那时的司机都比较善良，女生们说几句好话，司机一般都让上车，一见女生上车，男生就随着一拥而上。至于“吃”，我们只能“死悭死抵”，早餐和晚餐一般在大学饭堂吃，每顿窝窝头或馒头加豆浆，一毛几分钱，尽量吃饱，中午在外面有时干脆不吃，有时花两三分钱喝一碗绿豆粥就打发过去，像现在外出旅游尽情享用特色美食的情景，在当时都是根本不敢想的事。
游玩各著名景点，记得最刺激的是游十三陵定陵地下宫殿。那时定陵不对外开放，门口有解放军战士把守。我们绕着围墙走，发现了因为年久失修，围墙有一处破裂的缺口，正好可以让人攀爬过去。于是我们一行十几个胆大包天的少男少女，一个拉着一个，居然爬过了这道足有三米多高的围墙。进了园区，我们找到了地宫的入口，大门有锁闸但没上锁，我们拉开锁闸推门入内，找到电箱把灯打开，然后顺着楼梯往下走，皇帝的石棺在地下几十米深的最底层。地宫里有冷气，里外相差十几度，我们穿的是夏天衣裤，都感到寒气逼人，不过我们还是坚持走下去，想要看看皇帝的石棺。不过到了最底层，那道门上锁了，我们没办法打开，只好放弃。回到地面的大门外，我们还集体拍照留念，然后又顺着那道破墙悄悄地溜了出去。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进入地宫后，有人顺手从外面把大门锁闸扣上，我们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在里面不饿死也得冻坏，多危险啊！

07.

       7月下旬，我们要离京了。原计划是爬车的，但这时收到沿途特别韶关一带有东风派的人截火车抓捕上京旗派的消息，我们还是怕了，于是打电报叫家里汇钱来，买半价票，月底前都平安回到了广州。我那时完全不知道家庭的经济状况，只会伸手要钱，母亲不知要省多久才能省出这笔车费来，真是惭愧啊！
       10.毕业分配，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从北京回来不久，广州各中学先后进驻军训团和工宣队，把两派学生都召回学校，名为“复课闹革命”，其实是着手把这帮曾经“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请出校门。军训团负责组织我们列队操练，印象最深的是组织我们去沙河的十九路军坟场搞实战拉练。一天夜幕降临，我们背着扎成军用背包模样的棉被，杠着木头枪，急行军几个小时后，分散隐蔽在坟场周围，准备伏击抓捕假想中武装入侵的国民党敌特。我们在一大片石棺旁的树木草丛下趴了一整夜，那种寂静阴深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工宣队则组织我们去工厂劳动，记得我们去过南洋电器厂和红风锁厂，车间里那种铁锈加机油的气味，成为工厂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10月间，工宣队组织省实中学部六到十年级共20个班全体同学集中在广州市东郊长湴一个空置的厂区办学习班，正式拉开了毕业分配的序幕。按照正常的学业进程，十年级的学生应是66届高中毕业，九年级学生应是67届高中毕业，八年级学生应是68届高中毕业，七年级学生应是67届初中毕业，六年级学生应是68届初中毕业。“文革”一来，这两年的学业都荒废了，不过，毕业证书照发，不然用什么理由把我们送出校门？这样，我拿到了省实的高中毕业证书，成为实际没有上过高中的高中毕业生。

08.

       当时，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出路主要就是“上山下乡”。省实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去向有三个选择：一是到离广州600多公里的广东徐闻县国营五一农场，当农场工人；二是到离广州不到100公里的东莞县插队落户，当农民；三是“投亲靠友”，即投靠自己在农村的亲戚，或者跟随自己在其他学校的兄弟姐妹一起“上山下乡”。
       那个时候，省实已经在军训团、工宣队的主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派组织都已被要求停止活动，交出武器。“消除派性”是当时学校宣传教育的主调，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年的派别隔阂不是说消除就能消除得了的，“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我班大部分同学都是旗派，我们认为国家最艰苦、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是边疆，因此我们要主动争取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由许家芸同学执笔，我们全体旗派同学联名，去信广东省革委，要求到黑龙江、新疆或内蒙古建设兵团。不过，这封信并没有得到省革委的回应。后来据我所知，广东的中学生就一直没有成建制分配到外省上山下乡的。
       不能去边疆，我们就基本上都选择去徐闻五一农场，因为我们知道，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国营农场很快要改制成为解放军的建设兵团了，一想起当兵团战士，还有可能穿军装，我们兴奋极了。记得我当时也没跟母亲商量就做了决定，根本不考虑去东莞，一条心就是去农场、建设兵团。
       在长湴的学习班结束前，工宣队宣布了毕业分配名单，我班的情况是：有10位同学留校当辅导员（我们离校后，马上会有“文革”前还在读小学4到6年级的大批学生升上中学，老师人力有限，当局需要增加一批被称作辅导员的人手来管教这些新生），能够留校当辅导员的当然都是家庭出身好或比较好的同学，他们是我们中的幸运儿。批准去徐闻农场的只有12人（我是其中之一），原来旗派同学共有20多人报名去徐闻的，但工宣队有意拆“山头”，要将同派的学生一分为二，指定一部分旗派同学去东莞插队，结果好几位同学宁愿选择投亲靠友，比如小建、关聪、马骝仔就跟哥姐去海南岛农场，肖劲源跟大哥去了粤北插队。宣布留校的同学中，阿long、大允、魏绍美3人拒绝当辅导员，决意要去徐闻，结果被批准。这样，我班实际留校的只有7个人，去徐闻农场的变成15人。其余20多位同学，除几位“投亲靠友”和个别因患病暂不分配外，都去了东莞插队。
       十年“文革”，现在已经被中央正式定性为内乱。回顾“文革”初期我在省实度过的这两年多经历，用狂热和胡闹两个词来概括足矣。狂热，表现为政治意识从左倾发展到极左，迷信领袖，狂热的程度有如当年德国的纳粹党卫军冲锋队和今天的塔利班。胡闹，从破四旧，批判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斗校长老师，到派别争斗、抢枪、夺权、武斗，整肃各级当权派，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对，用现代语言，就是几乎没有一点正能量，可能只有徒步长征的“壮举”例外。三年后，林彪事件爆发，随后作为反面材料向全国人民公开披露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对红卫兵运动作了这样的点评：“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现在看来，这个点评相当精辟。但在1968年（甚至再往后几年），我还没有一丁点醒悟，“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怀着满腔热血，我就这样告别了省实校园，步入社会，迎来了一段更为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
       （本文完成于2020年9月18日，是个人回忆录的章节之一，本次作为征文投稿，略作了增减及修改。）

八(三)班莫文藻
2023.08.06

附：近年八（三）同学与校长、老师聚会的照片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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